一、法治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和保障
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保护的对象是智力活动的成果。 知识产权的设立、范围、行使和保护均受法律规定的约束。 法治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和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与知识产权保护齐头并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通过知识产权立法开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工作。 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发明权、专利权保护暂行条例》和《商标注册暂行条例》，明确对发明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进行保护。 ; 1963年，国务院颁布了《商标管理条例》，取代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 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知识产权制度的范围和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保护发明权和专利权暂行条例》于1963年废止。《商标管理条例》虽然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在沿用，但实际作用有限。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迎来春天，逐步走上正规化之路。 我国于1982年制定了商标法、1984年制定了专利法、1990年制定了著作权法。这三部知识产权领域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时，其他法律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内容也将逐步丰富和完善，构建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1986年，《民法通则》专门设立“知识产权”章节，明确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并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 1979年刑法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 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 1997年刑法修改时专门增设“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完善了侵犯知识产权罪。 刑事责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更好地适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 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多次修改，相关配套法规逐步完善。 特别是本世纪初，为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承诺，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修订，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全面与国际接轨，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全面接轨提供了有力基础。为我国鼓励创新、吸引外资、扩大对外贸易、深化改革开放。 法治保障。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取得重要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部署推进一系列改革，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重大行动、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 并审查效率。 要加快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 要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让侵权人付出惨重代价。”“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打造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制度”、“积极落实以知识增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
知识产权的设立、范围、行使和保护均受法律规定的约束。 法治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和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与知识产权保护齐头并进。 为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普及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我国从2009年起将每年4月20日至26日设立为“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图为2020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主题为“知识产权与健康中国”的宣传海报。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组委会供图
按照党中央统一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和要求，立足全面深化改革新实践适应新要求，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多次修改，充分发挥立法作用规范、引领、促进、保障知识产权保护。 商标法于2013年、2019年两次修订； 《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7年、2019年两次修订； 2020年修订专利法、著作权法。同时，在制定民法典和修改刑法过程中，将结合实际需要丰富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内容。
一是通过立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一方面，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细化保护规定，延长保护期限。 2013年，修改商标法，扩大商标、标志的保护范围，明确声音商标可以申请注册； 2019年，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善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细化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 2020年，专利法修订明确部分外观设计受法律保护； 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将对作品类型做出开放性规定知识产权律师，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类型留下空间。 同时，修改专利法，延长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限，增加专利期限补偿制度。 另一方面，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证据规则，为权利人维权提供法律支持。 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规定了侵权行为一倍至五倍的惩罚性赔偿； 法定赔偿上限提高至500万元； 为了解决“举证难”的问题，明确法院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信息等。 不提供的，将承担不利后果等。此外，刑法修正案（十一）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处罚力度，进一步完善了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责任制度。
二是通过立法推动知识产权的落实和运用。 2020年将修改专利法，完善职务发明制度。 新设单位可以依法处分职务发明相关权利。 国家鼓励获得专利权的单位实施产权激励，进一步鼓励发明创造，促进推广应用，让科技创新造福社会。 。 修改后的专利法还新增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鼓励专利权人向社会开放其专利权，促进供需和专利实施的衔接，更好地实现专利的价值。
三是通过立法提高政府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 2013年商标法修订，主动加大压力，明确规定商标申请、异议、无效宣告、撤销的审查时限，促进审查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2020年修改专利法，完善政府专利信息公共服务规定，明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负责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并提供专利基础数据，明确地方专利行政部门要加强专利公共服务，促进专利实施和运用。
四是通过立法保障知识产权审判制度改革，授权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完善知识产权诉讼程序。 2014年和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在北京、上海、广州、海南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高知识产权审判水平； 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优化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程序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统一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标准。
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内容不断丰富、制度不断完善、保护不断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道路。 在激发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14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升了21位。 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专利、商标申请量等指标均居世界第一。
三、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保障。 在严格执行民法典有关规定的同时，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协调推进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垄断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增强法律之间的一致性。 有必要加强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领域的立法。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新发展阶段知识产权立法工作，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知识产权立法要进一步适应保护知识产权、激励科技创新的需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力更生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要以立法倡导创新，加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以立法激发创新，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以立法推动创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一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发展的需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研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新兴领域产权保护制度。 二是进一步提高政府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促进科技创新质量提升。 三是针对实践中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新的、复杂的、高技术的特点，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为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和司法提供必要支撑。
第二，知识产权立法必须把我们放在第一位。 既要服务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又要注重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知识产权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动力。 知识产权立法必须服务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局。 通过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吸引外资，进一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适应我国从引进知识产权国家向创造知识产权国家转变的新形势，需要加强国际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做好知识产权国际协调工作。产权保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获得平等保护提供制度支撑。 同时，知识产权立法要妥善平衡加强保护与防止滥用的关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重点，防止个人和企业权利过度扩张。 要防止外资侵蚀、抢占我国核心技术和专利，防止外资企业滥用知识产权保护，阻碍我国研发创新。 要通过立法协调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对知识产权滥用形成合法有力的约束。
第三，知识产权立法必须坚持法治统一的要求，协调推进各项立法，增强法律之间的一致性。 一方面，需要协调统一个别知识产权法律。 尽管各个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智力活动的成果。 双方在加强保护方面有着相似的制度需求和相同的保护理念。 应当在立法上加以协调和推动，实现具体制度的协调。 另一方面，有必要协调统一单项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法律中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规定。 例如，为了激发科研人员开发、转化知识产权的积极性，专利法规定了职务发明的归属、奖励和报酬。 奖励和报酬已经规定，两者还需要进一步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激励创新的合力。 又如，个别知识产权立法侧重于保护知识产权，仅对滥用知识产权，特别是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原则。 反垄断法等专门法律需要完善相关规定并提供制度支撑。
